人性的本質是個古老而嚴峻的辯論，千百年來，學者和思想家們一直在爭論人是天生善良還是惡劣。然而，荷蘭歷史學家魯特格·布雷格曼（Rutger Bregman）的著作《人類大類》顛覆了我們對人性的觀念。這本書不僅依據豐富的歷史、人類學和心理學證據，還提出了一個大膽的主張：人類的善良與否取決於我們對人性的信仰。本文將從不同角度探討這個引人深思的問題。
布雷格曼的論點之一是，人性善良的信仰對於社會的建構和運作有著深遠的影響。如果我們相信人性是善良的，我們就會創造出讓人們展現善良品質的環境。這就是所謂的「畢馬龍效應」，即我們的信念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和表現。例如，布雷格曼提到了荷蘭企業家喬斯·德布洛克（Jos de Blok）創辦的「鄰里護理」公司，他給予員工充分的自主權，讓員工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。這家公司沒有管理層，沒有績效分紅，沒有浪費時間開會，因為這些都是外在的激勵手段。而這種相信員工內在動機的管理模式，使得這家公司運營更加高效。相比之下，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往往基於人性惡劣的假設，因此往往需要大量管理來激勵員工，這反而使員工失去了內在動機，僅僅為了獲取更高的薪水而工作。
同樣重要的是，對人性的信仰還會影響政治體制和民主制度的運作。如果我們相信人性是善良的，我們就會傾向於將權力交給公民，讓他們參與決策。布雷格曼提到了巴西波爾圖阿萊格雷（Porto Alegre）的政治實驗，該市政府將預算直接交給公民來決定如何使用。這樣做使得公民願意積極參與政治，他們不再感覺自己是無力改變現狀的普通人。同時，這也給予了社會底層的人們發聲的機會，不再被排斥在專業事務之外。這樣的參與式預算不僅有效防止了腐敗，讓公民們知道每年的財政狀況，還能看到稅收的使用去向，使得公民更願意納稅。這種相信公民具有治理能力的政治模式實現了真正的民主。
然而，我們不得不面對人性的另一面，即人的本能的仇外性。布雷格曼指出，人類天生更偏好自己的族群，對外人則持冷漠態度，這種天性可能是人性的「惡」的表現。心理學實驗顯示，嬰兒在6個月大時就已經具有辨別善惡的能力，但如果嬰兒發現與他們一起分享同樣的東西的人是不友好的，他們就會選擇與不友好的人相處。這表明人性有一種內在的排外性，只喜歡自己熟悉的東西。
另一個影響人性的因素是權力。布雷格曼引用心理學家戈登·阿爾波特（Gordon Allport）的「接觸假說」，指出仇恨和歧視來源於缺乏交流和過度的距離感。權力對於人的影響很大，當人擁有更大的權力感時，他們的大腦中的鏡像效應減弱，讓他們與他人保持距離，產生自私、無恥、冷漠和缺乏同情心的行為。這種獲得的「獨裁性格」在高權位的人中表現明顯，使得他們自私自利，無情無義。然而，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會變得自私，因為這種權力感會因人而異。
回顧人類歷史，戰爭、衝突、暴力和剝削等現象屢見不鮮，這似乎證明了人性的惡劣。然而，布雷格曼指出，這些暴行更多是由於社會制度、權力結構和資源分配不均所導致的。歷史上曾經有許多平等而利他主義的社會，直到定居生活的轉變帶來了階級和社會不平等。因此，是否相信人性是善良或惡劣，與我們所創建和生活的社會密切相關。
總結來說，《人類大類》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人性的複雜性。人性並不是非黑即白的，而是充滿了各種可能性。我們對人性的信仰將深刻影響我們所創建的社會，以及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。如果我們相信人性是善良的，我們可以創造出更加公平、包容和和諧的社會。相反，如果我們堅信人性是惡劣的，那麼我們可能更容易陷入仇恨、冷漠和不信任的境地。
因此，我們應該反思和挑戰那些基於對人性負面假設的社會體制和制度。同時，我們也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培養一種相信人性善良的心態，從自身做起，創造更美好、更溫暖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。我們或許無法完全改變人性的本質，但我們可以改變我們對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，讓善良的種子在心中生根發芽，並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中綻放出燦爛的光芒。